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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禅宗:中国宗教改革的成功范例

中法对照版 2011年第1期 韦遨宇 2016-06-17

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不平凡的篇章。在经由印度商人及僧侣传人中国后,佛教很快便征服了皇室、宫廷、贵族及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并迅速在整个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便达到了顶峰。然而物极必反,佛教在中国掀起的宗教狂热直接导致了唐朝唐武宗灭佛这一罕见的举措,曾一度使佛教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唯有佛教的一支教派—禅宗,却在这一历史性的灾难中如凤凰涅磐一般奇迹再生,在印度佛教衰落之后在中国得以再度弘扬与兴盛,并进而传至东亚诸国。究其原因,宗教改革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实在是这一奇迹的不二法门。历史上所有外来思想与宗教在中国本土的扎根与其后根深叶茂的发展无一不证明了中国化乃是其演进的必由之路。

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约始于公元前一世纪,当时的印度商人与僧侣借由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并沿途进行佛教的传播。首先是汉代的皇室宫廷,其后是贵族与精英阶层,纷纷为之烦倒,并且它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蔓延开来,直至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

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外来思想与宗教,中国社会有过自发与非自发的抵触,对印度佛教自然也不例外。首先是来自儒家思想学派对佛教的怀疑,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来自异域思想的挑战与竞争。孔夫子所提倡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关下的拯救模式,即通过个人的完善达致集体的拯救的模式,很快就受到了佛教的拯救模式的质疑与挑战。佛教从一开始便指向集体的拯救,而且是通过否定并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利益,通过否定小我,通过出家献身佛门来达到普渡众生的目标,因而佛教从根本上就表现出其实践上的出世性与价值理论上的普世性。这与作为实践理性的以家国天下为依归的人世的儒家思想显得大相径庭。更何况,佛教在中国获得的极大成功不仅得益于它使中国信众发现了一部真正意义上、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而且它还使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精致而深刻的形而上学体系,一套唯心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一部逻辑因果论。此乃因为佛教在希腊哲学的四大元素之外引人了人的意识即心这第五大元素,填密地论证了意识即心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现象界与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人的意识与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意识与现象界及与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并不具备如此精致完善的哲学方法论与逻辑抽象思辨的威力。因而,在儒家思想学说与佛教哲学的两千余年的竞争与论战中,佛教哲学似乎从来占过下风。

其后是道教与佛教之间展开的竞争。最初传播佛教的印度高僧与最初饭依佛教的道家思想界人士所采取的策略颇有讲究,他们往往借助于道家思想宝库中的概念工具,如空、空无、虚、虚无、空灵、自然以及道家思想中的语言哲学概念游刃有余地闺释佛教哲学的经典奥义,这不仅使其大获成功,而且使其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很快道教人士便放弃了抵抗,转而采用模仿的手法,从佛教那里借鉴了佛经的概念进而收集整理出一部道藏,借鉴了佛教寺庙的制度进而发展出一套道观的体系,借鉴了佛教的菩萨谱系进而制作出一部颇具特色的道教神谱。一方面,道教将哲学家老子聘请来作为道教始祖,将庄子及其他历史名人如关羽等纳人其神谱,以仕声威;另一方面,将各种芜杂的民间信仰,甚至是萨满教的实践方法,经过包装,精心打造出了一个本土宗教,以便与外来宗教展开竞争。然而在两干多年中,佛教作为哲学、艺术哲学与宗教始终处于形而上层次的优势地位,而道教作为有别于道家哲学的宗教却始终在形而下的层次徘徊。

虽然如此,佛教仍需克服诸多困难才能最终奠定其地位。首先是语言障碍,中国思想界人士与印中佛教高僧几乎用了一干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数干卷佛经的汉译工作。然后是时间空间的距离,在数个世纪中,诸多高僧大德革路蓝缕,干万里跋涉前往印度朝圣,从印度各地已然颓败的寺庙中取经并迎回佛祖舍利。更有佛教圣殿与神殿的浩大建设工程的艰难。在一干多年中,无数佛教信众前赴后继,在全国各地,从都市中心到沙漠戈壁,建起不知多少佛教寺庙,凿出不知多少佛教石窟。杜牧曾有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由此可以推想全国寺庙香火之盛。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事迹,亦应非虚构。这是因为,在传统佛教教义的影响下,无数佛教信众认为渡人渡己之道,在千专事向佛事佛,在于离家弃家修行,在于将毕生积累的财富捐赠给寺庙方丈以建造与修缮寺庙,在于刺血写经,在于斋戒、行善与积累功德。由此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非常巨大。正是席卷全国的宗教狂热,寺庙建筑数量与规模的几何式增长,无数农夫、工匠与商人,男男女女舍身寺庙成为寄生虫,才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国家财政日渐空虚,经济活动放缓直至停滞,私人储蓄被大量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其结果,便是唐武宗的灭佛之举。灭佛之令所至,遍布各大都市中心的极尽奢华的寺庙楼宇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无数男女信众被迫还俗并回归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由此国民经济才逐渐得以恢复,经济危机才得以化解。佛教史学家将唐武宗灭佛一事说成佛教经历的三劫之一,而此一劫确实造成”了佛教在中国的空前危机。然而危机中往往蕴含着转机。在所有其他佛教教派的灰烬上,凤凰涅磐一般再生的只有禅宗一支。达摩东渡传来的禅宗教派本来并不引人注目,属于边缘化的教派。然而禅宗的观念与思想却具有革命性的、革新性的和创新性的特点。灭佛的危机将禅宗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沿。首先,禅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须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其二,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换言之,寺庙、方丈、佛经以及对佛经的阐释,皆为外在于佛教真谛的东西,皆可舍弃,唯有本心才可以与佛建立直接的对话渠道。其三,禅宗将佛教的拯救说加以民主化和平民化,使拯救不再属于某一特定精选阶层的专利,而是属于任何人,属于一切人的权利,包括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拯救的那些罪人、恶人,他们皆可以向佛并成佛,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即可成佛。成佛亦成为无差别的一种境界。

禅宗乃是佛教经历的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乃是用道家哲学和儒家思想重新对佛经进行阐释的结果,乃是儒释道三种思想资7.}合一的结果。首先,禅宗将绝对的空的本体论思想与道家哲学中的空无思想密切结合了起来,如同六祖慧能所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其次,宗教的精神生活不再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涯相对立,僧侣可以自食其力,不再过寄生虫一般的生活,而且高僧大德亦可居家修行、带发修行,如东坡居士那样。如此便实现了佛家与儒家的和解与合流。再次,不仅拯救已经被禅宗民主化,平民化,而且从实践上讲,禅宗强调用顿悟的方法取代传统以来的渐悟的方法,放手让每一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成佛。禅宗不仅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人生的解决方案,而且为此解决方案大开了方便法门。

禅宗不愧为一次重大而彻底的宗教改革。不仅人人可以成佛,人在佛面前一律平等,而且每人成佛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也大大降低,成佛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也被一并取消。这无疑是一次思想革命与思想解放,因为禅宗使人们可以对宗教生活,精神生活与世俗世界,世俗生活的传统对立重新加以思考,进而大隐隐于市,在世俗世界中寻求宗教精神与宗教生活的境界。禅宗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自由选择,意味着对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双重否定,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的权利的肯定。僧侣方丈不再佣有对于教义的最终解释权,不再能够从思想上、行为上和命运上控制并主宰信众。正是由于禅宗在中国的兴起,正是由干禅宗这一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观念的革新和生产力的解放,才导致了禅宗处于兴盛时期的唐朝、宋朝、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创新,才导致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无前例的长足进步。正由于此,一些历史学家才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进而进人前现代化、前工业化的辉煌时期,将其视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

总而言之,禅宗乃是印度佛教的一支彻底中国化了的教派,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宗教改革的结果。禅宗发展的轨迹表明了印度佛教在与中国丰富的思想资源融合后所爆发出的巨大的社会能量,表明了域外思想与宗教通过这一融合对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明了禅宗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强有力的淮进作用

如果将禅宗在中国从7世纪至14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欧洲新教改革作一番比较,将会十分有益而且十分引人入胜。然而这两次改革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和不同的社会语境与不同的宗教背景之下。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些具体的差异性着手,去尝试探讨两次革命性宗教改革本质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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