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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与中国思想家

--一次不同寻常的相遇

中法对照版 2011年第3期 韦遨宇 2016-06-21

伏尔泰生于1694年,逝世于1778年,是法国18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而且是为后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思想与舆论准备的重要思想家与作家。毕其一生,伏尔泰都在与欧洲的蒙昧主义、专制王权与社会非正义的秩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伏尔泰不仅对法国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影响甚大,而且由于其足迹遍布欧洲,如英国与德国,他对欧洲18世纪的发展变革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伏尔泰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仍然在延续。例如他关于反专制的思想,关于反对宗教狂热与蒙昧主义的思想,关于思想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思想,关于宽容的思想,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都在教育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世界公民。他有一句最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即“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然而我会为桿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战斗至死”。此一名言至今仍在全世界为人们所传诵。

伏尔泰乃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是一个传播普世价值的思想家,而且很早就将其热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制度。中国对其而言虽然极其遥远,而且他从未踏上过中国国土,但是他很早就在中国思想资源中寻求并发现了其与欧洲宗教蒙昧主义与专制王权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他主动运用这些武器去传播其启蒙思想并强化启蒙思想传播的效果。他在阅读了由住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翻译介绍的中国古典哲学文本与古典文学作品之后,不仅创作出了《中国孤儿》一剧,而且将老子与庄子的一些道家哲理故事加以改编后植入其创作的哲理故事之中:在《中国孤儿》_剧中,他礼赞了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诸如博爱、忠诚、爱国、自我牺牲精神等普世价值。在其哲理故事中,伏尔泰将老庄哲学思想的精髓介绍给西方读者,介绍了老庄的世界观及其有关自由与奴役的思考。

在阅读了伏尔泰的哲学文学作品,特别是其《论风俗》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伏尔泰在热情介绍有关中国的哲学思想与社会制度的同时,并未放弃其评判、批评甚至批判的权利,他并非是全盘肯定、盲目推崇。相反,他所做的,乃是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与社会制度放在一起作理性的批判与思考,比较与分析,从而推导出启蒙思想家为人类绘制的未来发展蓝图。

伏尔泰对中国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在其身后引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评价。在欧洲,有些评论家认为伏尔泰对彼时有关中国的读物的阅读不够深入,理解有失偏颇,在重新阐释时将中国哲学的文本与其语境隔离了开来,将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其哲学思想混为一谈,进而将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加以美化与理想化。因而,伏尔泰对中国哲学思想与社会制度的误读乃是必然的。然而在中国,有不少评论家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伏尔泰之所以在其哲学与文学作品中对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哲学思想与社会制度热心推崇、礼赞有加,乃是由于其否定欧洲本位文化的意志使然,是试图用当时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取代欧洲彼时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学者更认为是儒家思想启蒙了伏尔泰,然后伏尔泰才启蒙了近代欧洲人,是中国思想与中国制度的现实启发了欧洲人对于民主自由理想与现代化政治制度的渴望与追求。上述的不同评价与判断显然是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语境,以及对于伏尔泰同一话语所作出的基于不同选择策略的阅读与阐释的结果。

我们在本文中要提出的问题乃是,伏尔泰是如何将作为异质文明的中国哲学思想及社会制度用作自己的批判的武器,来达到其政治的与哲学的双重目的的?他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及社会制度的解读是一种客观全面的解读还是一种有选择的片面解读?首先我们尝试分析一下伏尔泰是如何对中国的文本进行阅读的,其阅读策略是什么,然后再尝试分析其阅读与阐释及其改编的结果究竞如何。

我们认为,所有的阅读行为均源于某种特定的需求,无论是宗教的精神需求,知性与智性的需求,还是科学求知欲或是哲学家解释世界的需求,都构成了阅读行为的原动力。而对于源于国外的文本的阅读,自然还有某种异国情调的吸引。然而像伏尔泰这样的哲学家、作家和百科全书条目的编撰者,其阅读的原动力肯定不止于一端:

伏尔泰曾经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期,或曰因躲避政治迫害而流亡英国,因而其对英国这一文本的阅读具有直接性特征;伏尔泰在名满天下之后曾经作为普鲁士帝王的政治顾问在普鲁士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普鲁士这一文本的阅读同样具有直接性特征,不同的是身份改变了,地位改变了,阅读的策略自然也会改变。相同的是,他在英国或普鲁士时,都曾经与欧洲各国的哲学家与科学家保持畚十分密切的联系,经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甚至辩论。然而,伏尔泰对中国这一文本的阅读却呈现出一些另外的甚至相反的特征。

其第一重特征表现为间接的阅读经验。伏尔泰一生中从未到过中国,虽然他对中国非常向往,然而他却从未像传教士那样直接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域以探其奥秘。他只是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神游中国。由于其所阅读的作品只是传教士翻译或转介的作品,或是旅行者的游记,这些作者或译者在中国的直接经验与体验通过阅读行为转换成了伏尔泰的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而这些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既有其利亦有其弊。有利之处在于使读者与被阅读的对象保持某种必要的距离感,从而避免做出过早的或尚未成熟的判断。而这种距离亦可以使读者对于所阅读的文本,与文本所赖以形成的语境保持某种独立与中立的态度,避免因为身在此山中而迷失了庐山的真面目这样一种可能。然而这种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的不利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伏尔泰在阅读中国这一文本时,实际上是戴着作者与译者的目光这一滤色眼镜在进行阅读。由于这些传教士出身的作者或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性化的选择纳入其著述或译作之中,而这些具有个人色彩的理解、判断与表述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读者的理解、判断与再表述,或曰阐释与发挥。一如眼镜,其技术参数、制作质量将直接影响到佩戴眼镜的人所看见的景物的质量与性质。例如,在伏尔泰生活的年代,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曾经亲自主笔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特别是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条目,而他当时所依据的素材仅仅是彼时传教士或其他专业人士在前往中国后撰写的游记或曰志或由其翻译编写的资料。由子这些资料的作者与译者的背景不一,资料编写的质量参差不齐,狄德罗主编的这一套百科全书留下了很多缺憾。第二个不利因素为伏尔泰不会用中文进行阅读,其所阅读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基本上源自法文或英文的译本。而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势必会扩大读者与原著之间的距离。所幸的是,伏尔泰以其过人的智慧,以其过人的理解力、判断力与推理能力,避免了狄德罗式的过失。

其第二重特征为由距离感,独立与中立的阅读态度而导致的文本语境关联的解除。当我们在阅读某一文本而未能将文本与其语境建立关联时,这种语境关联的解除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发现,当伏尔泰在阅读中国作家纪君祥的戏剧《赵氏孤儿》时,他实施了某种语境关联的解除,完全走出了原戏剧规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从而获得了对中国古代剧作进行自由改编与自由发挥的权利。在伏尔泰解除语境关联创作出《中国孤儿》后,我们发现不仅语境改变了,原作者为改编作者所取代,而且读者与观众也改变了,戏剧的主旨,所参照的价值体系坐标也改变了,原剧所依存的地理空间,历史时间,政治制度,宗教因素,文化体系与道德伦理坐标无一不发生变化。新的剧作诞生后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新的语境,并与原剧语境相脱离。语境改变后,原剧的意义指向亦必然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伏尔泰所从事的,远非改编,而是重新创作了一部全新的剧作,且是对原剧的自由阐释与发挥。我们在阅读伏尔泰的《论风俗》一文时,同样会发现,伏尔泰在介绍中国及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时,在介绍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时,实际上将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所设定的社会理想蓝图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语境等同了起来,将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等同了起来,似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现实完全符合他所阅读的孔子的有关学说。这恰恰是卢梭对伏尔泰的批评所在。卢梭在《论科学技术与文明》一文中指出,18世纪的中国为满族这一异族所占领与统治,中国人民受到满族的压迫。卢梭意识到了中国文明与满族文明的天壤之别,意识到了中国人民与满族的民族矛盾与利益冲突,意识到了被统治、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与作为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满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并难以理解何以中国人民不起来推翻满清的压迫性统治,实现自己的民族独立与自由解放,难以理解中国人民何以接受这一被奴役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两位启蒙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在对中国形象,对中国现实的理解、把握与判断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该说卢梭的理解、把握与判断更接近中国彼时的政治现实语境,他在理解、把握中国思想体系时更注重将其与现实语境加以对照而建立语境关联。虽然如此,我们亦不应该忽视伏尔泰在解除语境关联时所采用的不同子卢梭的阅读中国文本与介绍中国制度的策略。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8世纪法国与欧洲的社会政治现实语境。彼时虽然启蒙思想正在广泛传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在孕育之中,法国大革命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然而进步力量与专制王权与宗教蒙昧势力的力量对比依然显得不对称,并非总是对启蒙运动有利。言论自由还必须去争取、去桿卫,言论审查制度,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依然十分严厉。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卢梭与伏尔泰才被迫选择了流亡异国他乡以逃避政治迫害,正是这一现实语境才迫使启蒙思想家们制定并采取了他们各自的斗争策略。既然他们无法正面抨击专制王权与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而不付出惨重的代价,为避免受到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封杀,为避免受到法律追捕,他们只好选择介绍评论其他国家的文明与制度来与欧洲的文明与制度进行比较对照,从而以春秋笔法的方式间接地批判专制王权与宗教蒙昧主义。由子介绍异域文明、异质文化的书籍尚未遭禁,子是这就成了启蒙思想家手中的一柄刺向旧制度的利器。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发表了《波斯人信札》,伏尔泰发表了《中国孤儿》。这一运用异域文明、异质文化质疑并批判本位文明与本位文化的策略在18世纪的欧洲,乃是广大哲学家与文学家采用的阅读与介绍的策略,而且也是大获成功的策略。尤其是,殖民时代初期掀起的异国情调热亦为这一策略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为使其对法国及欧洲专制王权与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依据,伏尔泰在《论风俗》一文中着意强调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性质,强调中国历史要比法国历史更加悠久,因此源子此一悠久历史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社会制度完全有资格成为欧洲及法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参照坐标。他还热情赞扬了中国发明的并连续实施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将其与欧洲贵族特权阶层的世袭制度加以比较,进而强调指出科举制度的民主与平等的性质。他还赞赏中国儒教中的祖先崇拜,认为这是一种世俗社会的宗教,是具有自然色彩的宗教,既非单一神论的宗教,亦非滋生宗教狂热的土壤。由此他进而抨击欧洲对唯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孤儿》一剧中,他歌颂了被征服者面对征服者所表现出的爱、勇气、忠诚和为正义献身的普世价值观念,抨击了蒙古帝国野蛮的帝国征服者与统治者的强盗逻辑,借此间接地抨击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征服扩张狂热。这种征服扩张狂热的代表就是剧中的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作为征服者,最终为被征服的民族的悠久文明与道德价值观所征服。而在其哲理故事中,伏尔泰尝试通过对老庄哲理故事的改写巧妙地、暗度陈仓地表达其对于自由、奴役与被奴役、宗教及道德伦理的思想。伏尔泰与同时期的哲学家及作家们看似舍近求远,假途中国与波斯等异域文明,实际上其策略目标始终明白无误,即借助于它山之玉来攻本国之顽石。表面上看是将读者与观众引入一个异国情调的语境进行神游,但实际上无一不是为了让读者与观众自己去进行联想与比较,从而自己得出道德结论,进而以文学艺术推进启蒙大业。

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乃是,伏尔泰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借助于假途异域与异质文明的介绍的策略,借助于异国情调的保护色,从事文学创作与哲学辩论,推进启蒙思想巧妙而成功的传播。为此,伏尔泰对所阅读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采取了选择性的读法和语境关联解除性的读法,以便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获取他所需要的、供其完成启蒙历史使命的利器,来向欧洲专制王权与宗教蒙昧主义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伏尔泰没有向法国及欧洲读者大众介绍中国法家思想体系,为何伏尔泰并不关心中国满清时期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并不像卢梭那样对中国彼时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伏尔泰需要的是运用新式武器去进行批判,而对新式武器本身的批判,并非其优先考虑的目标。因为伏尔泰之所以要向法国及欧洲读者大众介绍中国,乃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一种策略,只是为实现其明确的启蒙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而已。

中国学术界经常为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18世纪的欧洲广泛掀起了中国热,人们崇尚中国文化、中国典章制度与中国器物,而到了19世纪,欧洲殖民者却纷纷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如何解释此一矛盾现象?

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法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以前与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并认识到,虽然法国与欧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战略发展的优先目标有所不同,然而其战略的逻辑一致性始终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其次,我们必须将启蒙思想家的策略与执政者政治家的全球战略、地缘战略区分开来加以考察。第三,我们必须将19世纪欧洲诸国的对华战争罝于彼时的殖民狂潮与第_波世界_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语境中加以考察。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欧美诸国近三十多年以来纷纷前往中国进行投资设厂的内在逻辑。如此我们便不难解释上述的表面上矛盾而实质上逻辑_致的现象。

作为结语,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839年至1840年期间,鸦片战争发动之前,当英国上下两议院辩论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授权法案时,国会议员们大多数并不了解其要保护的自由贸易原则的实际保护对象乃是非法的鸦片贸易。法案_审阅读时并未得以通过,而上议院的爵士议员们所持的反对态度的依据竟然是,无论如何英国都不具备道义上的理由向孔夫子的国家宣战。虽然议会二审阅读时该法案以微弱多数得以通过,鸦片战争终于爆发,然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对于欧洲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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