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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极致,行至极端

中葡对照版 2019年第4期 Janaina Rossi Moreira 2019-11-25

据说庇山耶是因情场受挫才远渡重洋,自我放逐来到澳门,在那里他获得了名气,染上了烟瘾,生育了后代,还迷恋上了中国文化。

澳门旧西洋坟场一座并不显眼的坟墓中,长眠着葡萄牙最伟大的象征主义诗人卡梅洛·庇山耶(1867-1926),葬在他身边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

庇山耶出生在葡萄牙科英布拉,是一名出身贵族的法官与其女佣的私生子。1891年,他从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毕业。由于命运阴差阳错的安排,庇山耶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度过了整个后半生。正是在澳门,他从起初的抵触和排斥,到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征服,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

科英布拉街头的庇山耶半身像

《别离之歌》

为了治愈爱情幻灭的伤痛,1894年庇山耶离别故土前往澳门。这是最浪漫,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我们也就暂且采信。与此相印证的是他在出发前夜写下的那首《别离之歌》,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紧锁的百宝箱就是我的心。

牢牢锁住:里面有一封信……

——你订婚前的最后一封信。

事实上,庇山耶一生的挚爱的确是通过一封信拒绝了他的求婚,理由是自己已与他人订下了婚约。这位让庇山耶一见钟情、苦苦追求的女子名叫安娜·卡斯特罗·奥索里奥。她不仅是教师、记者、编辑和作家,还是葡萄牙首批女权主义者,在起草离婚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安娜的直接推动下,庇山耶唯一的诗集《滴漏》才得以于1920年问世,为现代诗坛留下不朽的经典。

失去的国度

初到澳门的庇山耶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失望,他疲惫的身心无力去适应新的一切。无论是气候,还是风俗习惯,甚至是周围的人们都与他心目中遥远的异域天堂形象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庇山耶还是在专业上取得了成功。在澳门生活期间,他曾先后在司法和教育部门担任多个职务,做过律师、法官,也当过老师,教授葡文、哲学、地理、历史、中国文化、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等多门课程。在其抵澳前一年刚成立的澳门利霄中学里,他也有过出色的执教经历。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澳门的公民生活,就公众关心的事务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倡导先进思想理念。他还翻译过中国诗歌,对中国语言、艺术和法律都有深入的研究。

事业成功的外表却难掩其“另类”的实质。他刻薄高傲的性格使其与澳门社会风俗格格不入、颇受非议,而他虚弱、颓靡、孤僻的形象则让身边的中国人把他称作“活死人”。其实,在许多人的眼中,庇山耶同许多象征主义诗人一样,也是悲观、虚无的重症“世纪病”患者。

在当时澳门的上流社会中,庇山耶最有违伦常的行为是同一位华人姨太太保持同居关系。这样的结合由于几个因素时常被人拿来说长道短,首先两人属于不同种族,而且社会地位悬殊——该女子出身贫寒,另外还涉及宗教、道德等问题:非婚同居不仅不被官方认可,还与基督教的基本规范相抵触。正是这个女人给庇山耶生下了他唯一承认的儿子——若昂·曼努埃尔·德·阿尔梅达·庇山耶。成年以后,他成为商船队队长,并娶了一名中国女子为妻。除了若昂·曼努埃尔,庇山耶还应该有一个女儿,是他和一位葡萄牙裔女子的血脉,只是他从来都没承认过。

在澳门,庇山耶还染上了鸦片烟瘾,不过他早就有写诗的习惯,因此其创作的灵感并非完全来自于吞云吐雾时的梦幻。严格意义上讲,庇山耶并不能算一位多产的诗人,一生所留诗作不过四十几首,然而他的作品字字珠玑,每一首均堪称经典,这源于他对文字的反复斟酌。据说他还曾自己策划过一本诗集,亲自指定了入选的诗篇和排列的顺序。庇山耶的作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文学创作,还对以若泽·雷西奥和布兰奎尼·达·丰塞卡为代表的下一代葡萄牙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庇山耶的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乐感,非常讲究韵律和节奏,字里行间渗透出无限的哀伤和悲观消沉的情绪,将诗人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绝望体现得淋漓尽致。自从移居澳门,他还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贫血症,其间不得不多次返回葡萄牙接受治疗。常年吸食鸦片剥夺了他的健康,诗人最终因患肺病而死于澳门。

庇山耶的灵魂始终处在煎熬和折磨当中,正如他在1920年初的一封信中所说,自己的灵魂“早已死去多年”。在安娜拒绝他的求婚之前,他就曾屡屡在情场碰壁,他实在找不到一种信仰可以抚慰他遍体鳞伤、无处安放的灵魂。这种孤独流亡的感觉伴随他一生,不管逃到哪里,他都无法摆脱这个枷锁。甚至连他平平的相貌都会加剧他精神的压抑和身体的虚弱。

何为至爱?

尽管有人曾觉得周围环境和中国文化对庇山耶的创作作用不大,但许多研究其诗作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上述因素的影响与诗人自我流放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庇山耶之所以成为庇山耶,恰恰是因为他在那片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上爱过、痛过、生活过和创作过。在一篇文章中,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保罗·弗兰凯蒂这样评价了庇山耶和慕拉士这两位流放东方的葡国作家:“正是在这一流放的过程中,两位作家的西方艺术感性受到了挑战,并开始尝试理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关于庇山耶,弗兰凯蒂教授认为,他到澳门的头几年里沉浸在一种极为特殊的哀愁当中,这种哀愁源自于对遥远的或失去的东西永远无法复得的意识,哪怕是独自咀嚼苦涩的回忆也无济于事,而只能让分别的痛楚日益加剧,将生命的能量逐步耗尽。这或许就是造成庇山耶厌世情绪的原因,也让他在初到澳门的阶段,对这个全新的城市感到排斥。

然而,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及文学作品的了解,这种负面情绪渐渐发生了转变,他还大胆尝试翻译古诗,并收藏了不少中国艺术品。表面上看,诗人与中国之间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热恋般的激情。但也有人认为,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真爱,经历了实实在在的跌宕起伏和家长里短的磕磕碰碰。在澳门生活了几年后,庇山耶开始察觉到西方世界的错位。他不仅对葡萄牙,还对整个欧洲进行了否定,批判西方国家强加于世界的文化专制。

仅余沉默

庇山耶孤绝于主流社会,挑战世俗,言行乖张,一直颇具争议。有人说他是出色的法官,也有人说他懒散,玩忽职守;有人赞扬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诗歌的巧妙翻译,也有人揭露他不懂一点儿中文,批评其译作里欧洲中心主义的缺点。他对道德规范的无视更在当时的社会成为严重的丑闻,触发巨大的反感,据说他始终对自己的儿子若昂·曼努埃尔冷酷无情。然而,他曾是一名出色的教师,这点是唯一无可置疑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诗作质量上乘,首首经典,这也是无人能否定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庇山耶这种充满矛盾的形象也是其自身造成的。他从来不屑去消除别人对他的误解和制止流言蜚语的传播,也不会放下身段去讨好任何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他众说纷纭,有对他推崇备至的,也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几年前,随着庇山耶同诗人卡洛斯·阿马罗的大量往来信件被公开,人们才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庇山耶对于自己两个“故土”的矛盾情感,以及他在进行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时的复杂内心。从逃离葡萄牙时的万念俱灰,到远涉重洋在地球另一头追寻“真爱”,诗人庇山耶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立足之地。而我们,也只能沿着他诗歌的足迹去探寻造物对人类灵魂的捉弄。 

翻译的镜像

 

    庇山耶潜心学习中文,但他也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便邀请身边有经验的汉学家帮助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评论家常把他的翻译作品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译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庇山耶最著名的译作《中国挽歌》由明朝王守仁等人的八首古诗集结而成。非常有趣的是,他往往会选择那些体现自己世界观和生活经历的诗歌来进行翻译,比如这首边贡所作的《幽寂》。

 

 

 

 

幽寂

幽寂耽蓬户,凄凉怀旧吟。莺啼非故国,草色乱春心。落日黄云暮,阴风碧海深。嗷嗷北来雁,二月有归音。

 

(译文见对页)

在所有活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学语言当中,汉语是最迷人、也最具暗示性的一种。——庇山耶

我看见了光,在一个失去的国度。

我的灵魂软弱,没有武装。

哦,谁会一声不响地滑行!

钻进泥土消失,像蛆虫那样。

《滴漏》开篇诗

来澳门快20年,我竭力去适应这里的生活,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庇山耶,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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